官、战斗支援军官、战斗勤务支援军官和各专业兵种军官。学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习惯了步、炮、骑、工兵、防空兵的联合作战方式，也对当时很先进的装甲作战、航空兵作战有了相当了解。熟悉了战役战术单位的后勤组织，这使得西北边防军在抗战中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术素质。
后来在抗战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在和现代化的日本陆军作战中，由于不熟悉敌人重炮、坦克、飞机的战术战法，遭受的巨大损失，比如淞沪抗战中，国军一个师刚到战场，习惯性地埋锅做饭，被日军重炮独立旅团通过炊烟发现，一个效力射下来，大半个师报销了。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九军，他们从北平撤往保定路上，在长辛店附近小歇，集中训话，结果被日军飞机逮个正着，由于二十九军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超低空飞行，准确扫射，打得一整个机枪连只有往高粱地里乱钻找掩护，可惜二十九军军服还是灰色的，在高粱地里根本藏不住，一个连都被飞机当静止靶打光了。
对坦克作战更成了各军的短板。日本的坦克与欧洲货比，是上一代产品，装甲薄，行程短，故障多。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华夏国陆军对反坦克作战那是一点儿心得都么有。根本没有联合作战的概念，不熟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使用，不知道怎么打破敌人的步坦协同。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黎德霖逼着***把几乎全国的战车防御炮都调到自己战区了，然后，由于不知道战车防御炮应该集中使用的道理，把相当于一个多团的战防炮切成四门五门的小队，分给各军，结果根本没起到作用。战防炮不得不听命于步兵营长，而步兵营长连战防炮有效射程都不知道，为了守住阵地，远远地就命令开炮，白白断送了珍贵稀有的反坦克火力。到后来，炮兵和步兵互相抱怨，互相拆台。韩德勤部在撤退的时候就干脆把六门配属给他们的战防炮（都是德国货）连同摩托化牵引车（也是德国原装）就地炸毁，让炮兵们步行归队：从徐州去洛阳。这都是旧式军队不懂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恶果。
反观西北边防军编组的西北野战军，由于对联合作战的高度理解和熟悉，各步兵师都对防炮、防空、反坦克有反复演练，有办法有装备有预案，参战后没有受到类似的重大损失。倒是倭寇由于被其它华夏国军队宠坏了，麻痹大意，经常被西野占到便宜。西野日后强大的合同作战能力，正是从长安高级步校灰色的的战术实验楼起步的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刘琨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永昌带队的金陵金陵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永昌接到了金陵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刘琨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金陵金陵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应钦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永昌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金陵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刘琨，***回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开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金陵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刘琨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金陵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金陵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