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1915年8月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有违常道，“此乃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在为护**拟定的文告中，历数袁世凯称帝的种种罪行。这样，梁启超等人又俨然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1916年3月，袁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妄图保住总统职位。对此，反袁阵营中有人动摇了。梁启超为了不使袁义共和之名行**之实，力主非去袁不可。坚持主张“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表现了其反袁的坚决性。这也为他在政治上赢得了先机，重新夺回政治及舆论话语权。
三、剖析梁启超观念转变的原因
虽然梁启超一生当中政治主张几经转变，甚至时人及后人送其“善变”之称谓，但其一直主张的经改良道路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理念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即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及情势下，他都秉持这一道路的。即使在辛亥革命后，实质上他也没有改变这一初衷。他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并积极扶持北洋军阀袁世凯，都是基于改革的策略。他认为无论何时，中国都应该走渐进式道路，通过和缓的方式完成资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观念的转变，其实都是其根本主张的表象化，是其改良主张在特定情境下的衍生品和象征物。其实质最根本的的主张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